去年，当代中国油画艺术家陈丹青的两幅作品《国学研究院》以及《西藏组画——牧羊人》分别拍出了1344万和3584万的“天价”。居高不下的画价，也使得他的假画开始在市场中频频出现。面对假画，陈丹青说自己是“无可奈何”。
在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，陈丹青正在为四川发生的地震创作《中国的山川》，以表达对地震灾区山川与大地的哀思。两天后，这幅作品，在为灾区捐款进行的义卖中以165万元的价格卖出。
南方周末：您对制造和买卖假画怎么看?现在的情况是：国内拍卖行不保证假画真画，甚至公然造假;国外的大拍卖行到中国也“入乡随俗”，不按照国外惯例。
陈丹青：绘画的赝品和相关牟利，源远流长。欧洲和中国自古就有无比精良的假画业。美国一所博物馆曾买进前希腊时期精美石雕的赝品，九十年代才被发现并查证，文艺复兴前后个别作品被发现并非出自画中署名的画家。伦勃朗那幅著名的《戴金盔的人》，十多年前被鉴定是赝品。二十世纪另有专门集团制作毕加索、米罗、夏迦尔等早期现代主义大师的伪作，销路甚广。
中国古人玩这一招，更早更成熟。全世界可能惟有中国画家格外推崇并标榜“仿作”，明清大师的题款经常自称此画仿宋人或元人。现存王羲之书法没一件是真的，唐的宫廷艺人尊御旨仿制这类书法绝品，或备于宫中，或分赏高官——当然，这是美学问题，仿作绝不是赝品。民国时期第一伪作高手即张大千，他画的“石涛”，行内方家见了也没话说。
有趣的是中外画家对伪作的态度各不一样。董其昌有时吩咐女弟子画山水小品应酬客户，由他题签。柯罗是大好人，在世时不少穷画家仿他的画，他会动几笔，签上自己的名，成人之美。相传齐白石从不点破他的伪作，仿得太差，他会自己买下。
有真迹就有伪作，有市场，则伪作便能牟利。近数十年，名家伪作那是太多了，尤以二十世纪国画名家为甚，只是作伪的技艺一代不如一代，所以问题不全在“假”，而在假得太差、太糙、太欺负人。然而事物都是对等的，如今的买家、藏家，眼光和上几代没法子比。
至于你所说的情况，是近二十年各行各业的恶劣现象，不仅假画，三百六十行，行行掺假玩假。理论上，拍卖行是不负责真假问题，相关行规、公约，则恕我无知。不过大家知道，现在的中国，行规公约都是徒有其表，不管用的。国外商家因此“入境随俗”，也不可怪，自家事事不规矩，外人很难规矩的。
南方周末：您有没有假画的困扰?
陈丹青：去年在拍卖场出现四幅，今年六幅，西藏题材或人体习作都有。我平时不留心这些，是朋友在网上发现传我看的，也有买家事先传来向我求证，这才发现。
南方周末：您遇到这样的问题时，怎么维权呢?
陈丹青：毫无办法。我对着屏幕上的假画愣几秒钟，就想别的去了。要是这哥们能赚几文钱也好，可是花钱的人冤枉。我的画固然比伦勃朗差十万八千里，可是我的伪作也比我差十万八千里啊，至少譬如仿我的签名，为什么不肯稍微认真一点呢。
南方周末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不负责假画真画鉴定。国内也没有权威的鉴定机构;我们甚至没有打假的法律，完全是空白;在揭露制假者以后，公安局也不主动介入，造假者也没有法律追究。
陈丹青：我同情美协，这种事不好办，太多人际关系和潜规则，比乱麻还乱。对各种恶，中国人的伟大，是心里有数，无表情，不表态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少一事不如只当无事。“权威鉴定机构”及“权威人士”，当然有，可是更权威的是钱。我不是说鉴定家拿了钱，但十个专家只要有一人收钱——哪怕一小笔，而且十二分情有可原——其他九人当然无表情，不表态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……打假的法律，即便不空白，填满了，你以为真有用么?
南方周末：对这样的现状，国外会怎么处理?
陈丹青：欧美同样为这些事头疼。不过恕我无知，他们对此施行的律法、规定、措施、案例，我不清楚，不能乱说。十多年前倒是看过一部长记录片，专讲欧洲庞大的赝品制作业及相关市场。一上来就是联邦调查局人员迅速闯入一间作坊，仿作者，一位漂亮的中年人，当场就捕，人赃俱获，他因败露而发窘，笑了起来。此后便是他与另几位作案者在镜头前眉飞色舞讲解怎样作假画——都是手艺一流的艺术家。中国人也早就知道怎样给伪青铜器涂抹泥土，看上去象是历经沧桑三千年，而今官窑或青花瓷的赝品，则直接从真迹残片提炼古代瓷质，用电脑数据制造器型，包括纹样图案，你他妈现代科技，查验吧，全是真的——总之，我记得那部记录片详细展示赝品制作的全过程，将这一行业向公众曝光，制作人被判刑(刑期不长，很快交保)，最后的劝告，似乎是赝品还看质量，如果实在制作精良，不比原作差，买家又并不十分在意真伪，则也不失藏购欣赏的价值云云。
我们也来拍这样一部记录片如何?前提是先得捕到一位作案者，那得劳动公安局。另一前提是作案者必须有点真本事，目前所见的种种假画，我所沮丧者不在其“伪”，而在其“劣”。
